解放不久曾由《人民美术》(后改为《美术》)发动了一场关于国画创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需要的大讨论。当时有许多人围绕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并很快统一了看法，那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而为工农兵与政治服务。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境，当时的人物画家们能自觉地把为现实政治与工农兵服务当作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此背景下，“新人物画”不仅要求新的内容与题材，还要求新的形式与内容。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方增先除了在题材上努力创新外——即按新的政治要求选取作画内容，还创造出了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和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的人物表现方法。这是极不容易的。

　　1955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人都要节约粮食》的社论，也是在这一年，方增先去敦煌考察，在返途中经过北方农村，他见到农民在地里拾麦穗的景象，印象十分深刻。回到杭州后，立刻进行了构思，进而创作出《粒粒皆辛苦》。这件优秀的作品描绘了一位农民正专注地捡拾麦穗的情境，形象地传达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作品以墨线为骨，讲究水墨晕染的效果，同时也采用了西洋画中明暗、块面造型的手段。应该指出的是，为了突出重点，艺术家认真表现了手部的骨骼特点，还在手腕处运用了阴影与高光;而对人物头巾、围巾、衣襟处的线描勾勒则显示出他深厚的笔墨功力。其实，对远景中马与满车稻草的描绘，也同样如此。1956年，这幅画参加德国的展览，并刊登在当地权威美术杂志的封面上，该刊的主编还特地到杭州来拜访方增先。在美术界，《粒粒皆辛苦》赢得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同，被认为是现代人物画的典范之作。

　　方增先，1931年生于浙江兰溪。195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后留校进研究生班深造。1954年随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考察队赴敦煌千佛洞，研究临摹壁画。1955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创作《粒粒皆辛苦》。1964年创作《说红书》。1989年，作品《母亲》参加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获银奖、齐白石奖。1991年获上海文学艺术成果奖。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画集》、《方增先画集》。专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