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以下简称王)：泽厚先生好，转眼又是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这次到美国做巡回讲演，有机会到您家里看望您，很高兴。国内的学人也想念先生，但是先生好像很少回国?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都老了，你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主要生活在美国，但每年都回国三四个月。
王：今年是您80大寿，我为你写了程颢诗的书法送给您，祝贺80大寿。望先生多保重身体。您是否打算在美国开庆寿会?
李：人老了，打算谢绝一切祝贺，包括有朋友在香港为我搞的一个会，也被我谢绝了。我始终坚持两条，一是感谢，二是我不参加。
王：90大寿我们来做。
李：如果活到100岁就可以做寿了。
王：应该没有问题。
李：肯定有些问题。
王：在美国，医疗条件非常好。
李：寿命很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与基因有很大的关系。我感觉过了80是活一年算一年，过了90活一天算一天。
王：我看您现在的整个精神状态跟六十几岁的人一样精神。下面，我想就一些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纵深地(和你)谈谈如何?
李：好啊，我们谈谈。
美学观照下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解读
王：您作为美学大家，对艺术有什么样的实践和爱好?
李：我对青铜器、绘画很感兴趣，尤其是诗词方面算是强项吧。我认为搞美学的总是要对某一门艺术要有比较深的造诣，才可以做得比较深。
王：我注意到您家里墙上有很多你拍的照片，是不是您对摄影艺术很感兴趣?
李：我喜欢拍照片，但并不专业，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会拍很多照片。横跨欧亚大陆，我走了很多地方，最欣赏的是柬埔寨，吴哥文化很有魅力，值得学界重视。中国学者很少去注意、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
王：我看见您家墙壁上有几幅书法，您喜欢书法吗?您作为美学家对书法怎么看?您研究华夏美学，对青铜器等谈得比较多，但对书法好像谈得比较少。
李：我喜欢中国书法，但是对书法研究不深，更谈不上书法实践。但是我特别喜欢书法创作中那种自由状态，那种飘逸超迈的境界，还有书写内容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表达。但我只是喜欢，没有深究。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没有研究的不敢乱下定论啊。
王：其实您在谈论宗白华先生的时候，就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书法。宗白华先生的中国立场使得他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乃至中国书法。
李：是的。我坚持认为中国美学“四大主干(儒、道、骚、禅)”说。我对中国美学的特点曾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乐为中心”“线的艺术”“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乐为中心”后来发展为我的“乐感文化”;“线的艺术”主要指的是表情的艺术，就是以音乐、舞蹈、书法为代表的艺术。而书法作为线的艺术最能表达中国情绪。
王：我记得您曾在《美的历程》中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是“净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
李：是这样，书法是表达情感的形态，无论是草书还是行书，而楷书的形式感更强一些。我曾说过，唐代绝句(入乐)、草书(线条)、音乐、舞蹈这种“音乐性的美”，将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上有一个崭新的阶段，也真正成为“盛唐之音”。
王：在我看来，古代书法能够反映时代之音，而当代书法对时代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态，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其他艺术全盘西化的症候中，东方书法不应成为对西方二流艺术的模仿。(我)也不能认可西方中心主义艺术风尚成为人类唯一的欣赏方式的做法，当代书法要成为重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组合之后而生成的一种新书法。
李：书法在古代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我担心的是在当代电脑时代，似乎实用功能减少了。
王：但是书法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却增强了。只不过国内书法界比较混乱，需要加以厘定。就美学意义而言，需要厘定书法症候的是书法唯技术主义、书法唯美术主义、书法唯精英主义、书法唯视觉主义、书法唯本能主义、书法媚外主义、书法消费主义、书法拜金主义、书法部落主义、书法市场主义。
李：书法问题这么复杂，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加以认真清理。宽泛地说，我仍很重视美学与伦理学跨界研究，我认为人的情感不同于动物的情感，而是一种文化伦理情感。中国文化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单纯的实践，中国美学既不是名词概念的堆积也不是艺术经验的汇合。中国美学讲的是陶情冶性，它有一个塑造生命意识的过程。所以中国讲究心斋、养气、道器、虚实等。其实我讲人的自然化，在这一结构中间培养着“情”。当今世界有很乱的东西，也有可持续下来的东西，我们需要耐心。
王：的确如此，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加入自己的文化声音，将单维之声变为多元之声。人类才能互相倾听，互为体用。 从美学本体论到情感伦理学的演进
王：您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李：我两派都不是，这两派都骂我。
王：我注意到您一直陷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漩涡之中，他们双方都认为您不彻底。您对康德、马克思、自由主义、后现代、儒学等均是取其有用之处而相互阐发。您独立地想自立一派—“体用派”。
李：你说得有道理。冯友兰先生给我写的条幅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我则提出“西体中用”。
王：我想了解的是，先生在美国，跟美国的学术界和汉学界有什么交往?
李：我有“三不”：不见人、不开会、不上电视。凤凰卫视台找过我几次，统统回绝了，基本上执行这个。包括最近收了一个请帖，好像是出席国际美学大会方面的，我也不打算参加。
王：先生卧在美国丹佛深山旁是不是在撰写什么大著作?最近有什么新的思想和研究领域?
李：我有自知之明，我已经是20世纪的中国人了，有的文章已经说过了，写的是20世纪中国人，我自认过时了。
王：国内学界还是比较关注您的最新思想的，尽管您是20世纪为主的人，但是您是跨世纪的人。您觉得做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崛起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动向吗?
李：我从来不做任何估计，我今年出版的新书给你看看，最新的两本书是《伦理学纲要》《李泽厚谈伦理学》，都不是讲美学的。我自己很重视这两本书，主要是把我以前讲的伦理学的东西集中了。我为什么集中这些东西?因为以前讲的比较零散，集中以后可能中心意思更加突出，加上有一些东西是最近几年的新思考。
王：作为著名美学家，您为什么这么重视伦理学研究，好像这个也谈到了情和体的问题。
李：美学我已经告别十年了。关注伦理学问题，情和体是大问题，也有一些政治问题，我认为比美学重要。“情和体”说解决了康德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中国将来的问题—情和体的问题很突出，价值观念转型无法回避。在中国文化里，美育的地位很高，不能仅仅看成是审美问题，审美与人的伦理相连接，就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接上了，这就是我讲的“情本体”的本意。
王：您的“情本体”的提出，是通过形而下的变异改变形而上的僵化的结构。但是，伦理学关乎价值论，美学关乎感性学，这两方面有一定的学术跨度。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自康德的三大批判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划界以后，认识论迅速取代本体论，而随着认识论哲学的成熟，审美的功能越来越与伦理学相关联，并为人的终极价值关切的思考而存在着。
李：从程朱到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的。我强调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这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我进一步将“情本体”的基本范畴确定为“珍惜”。珍惜就是因为对生命有限的惆怅，就是“珍惜此短暂偶在的生命、事件和与此相关的一切，这才有诗意的栖居或栖居的诗意”。这种珍惜当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追求的是无限，是来世的超脱和永恒。现世恰恰不需要珍惜，而只有承受痛苦并摒弃尘世。但情本体却从对个体有限偶在的珍惜中“寻觅到那‘时间性’的永恒或不朽”。
王：多年前我写的《艺术本体论》，提出了“活感性”，与先生的观念有些接近。我认为生成着的活感性既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又不同于理性，而是一种新感性和新理性的统一。活感性的特点在于使人在异化社会中失落了的生命活动、节律、气韵回归到个体，从而使人避免了物性和神性的异化，使人的感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历史社会的超生物质素，并不断生成完美的感觉和感性的反思。换句话说，活感性不仅是审美实践的感性，更是在历史上生成和发展着的感性，是积累着理性并以理性规定着质的感性。
李：更深一层看，中国人不信仰宗教，没有心灵的上帝，太务实，朝钱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人更甚。
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能与经济大潮兴起20年而人文思潮处于低谷有关，有的新生代缺乏文化信念和文化身份，将幸福感狭隘理解为有钱和好玩。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人生幸福感，这使得人文学界具有更大的责任感。
李：前年我去洛杉矶与一个神社成员对话，我认为上帝观念是一个理性观念。三岁的小孩要爱上帝，但他不知道谁是上帝，没有这个观念。但三岁小孩知道爱妈妈，这就是具体的情本体呈现。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中国强调的是亲子感情，本来动物就具有这个本能，母鸡爱小鸡，舍命都要保护它，真正的特点是把动物性提升而理性化，理性化以后就变成了有着亲子之爱。我强调的是儿子对父亲的孝道，动物里面的孝比较少，但是有这个关系，还是有这个感情本体。这个是情感性的东西，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要爱你的父母亲，要赡养他们?西方的“上帝”命令是执行理性命令，中国不是，“情”“理”就剩下一个情。另外，我认为佛学高于正义，我是反对信佛学的，但是理论上我认为佛学高于正义。中国人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