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石学”，朱剑心称之为：“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象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①民国以前的金石学，或言“古器物学”(涵盖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刻、砖瓦、封泥、甲骨、简牍等)，是介于史学与文字学之间的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各专业学科的健全，金石学被美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及书法篆刻所肢解。金石学肇兴于宋代，元明式微，至清代随着朴学的发展及考经证史的需要而开始复兴，乾嘉以后，随着古器物的不断出土，达官士人纷争购藏、鉴赏，并多有致力于研究者，故“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晚清金石学“道咸以后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鍶、罗振玉”，在上述名家中，陈介祺的地位最为特殊，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得曾伯簠，名其居为“宝簠斋”，后遂以簠斋为号，山东潍县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23岁时考取举人，33岁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父陈官俊遽逝于任内。咸丰三年(1853)，受朝廷所迫，代父捐银四万两。咸丰四年(1854)乞假归故里潍县，从此不再出仕，偏居一隅，在“半生林下田间”③中，专事于金石之学。
一、集藏古、鉴古、传古于一身的金石学开拓者
陈介祺作为晚清金石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交游囊括了此间几乎所有重要的金石学家，居京时交往最密切者为吴式芬、李璋煜、刘喜海、李佐贤、许瀚、翟云升、张廷济、徐同柏、何绍基、叶志诜等人，以上皆是在金石学界有影响的人物。而陈介祺与金石学家们的频繁往来主要集中在其晚年。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终于摆脱辞官隐居的沉寂，以其富藏和大量传拓，成为金石界一时关注的焦点。金石之友纷纷来函，或切磋询教，或索求金石拓片。其对金石文字的笃敬之心、学术之精博和耿善助人的品质，为金石好友和士人所倚重，“海内学者奉为山斗”④。陈氏至此实则充当了金石学领域一时的领潮人物。而陈介祺的主要著述，如《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簠斋金文考》《簠斋藏古目并题记》《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也都完成于晚年，其人其学老而弥笃，志气充盈，足堪称道。
陈介祺与金石之友们主要是通过书翰往来的，与陈氏书翰往来最频繁的是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鍶等，皆为一时之名流、政要。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其所卒的光绪十年(1884)，在这13年的时间里，陈氏留下了大量的书札。书简成为其与金石同道交流学术的最重要途径，动辄三四千言或上万言，甚至一日与多友同时作书。书札中包含了他的大部分金石学术思想，所论多源于实践，由感而发，精警博洽。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函札在清代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及函札本身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⑤。陈介祺与金石之友的函札往来，正是建立在学术交流的前提下，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在金石学史上，陈介祺是公认的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清史稿》称其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陈介祺的主要藏品有：(1)商周青铜器：钟11件，鼎19件，其他商周青铜器共213件。其中，重器如毛公鼎、大丰簋(天亡簋)、兮甲盘、曾伯簠等。(2)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秦汉及新莽器80余件，亦不乏有名者，如吕不韦戈等。所藏秦权量诏版也是最多的，海内故家所藏多归于簠斋。(3)古玺印：簠斋藏印约7000余方，陈氏所藏绝大多数为战国及秦汉玺印，为历史上私家藏印最富者，因此称藏室为“万印楼”。(4)封泥：藏封泥575枚。藏品中，各类职官几乎皆备，主要有王、侯、大夫、相、内史、太守、都尉、司马、丞、尉、令等等。(5)陶器陶文：簠斋藏古陶器70余种、残陶文近5000片。所藏陶器陶片，大都出土于山东，以齐地为多，临淄为最，邹、滕次之，也有出土于关中者。(6)镜鉴：簠斋藏镜200种。所藏镜数亦为各家之首。(7)刻石、砖瓦：所藏刻石116种，以北朝造像为大宗，最有名的是汉君车画像题字、曹望憘造像、王阿善造像等。砖326件，其中多为秦汉画像砖、汉纪元砖、汉姓名砖、汉吉羊文砖等。瓦当800余件，其中以“千秋万岁”瓦当最多，达60余种。(8)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所藏无计。所藏古泉以新莽为下限，藏泉虽不甚多，但对古泉却颇有研究，所批注的《泉说》《续泉说》《古泉汇》影响一时。其注重于泉范收藏，有泉范百余种。还藏有不少古泉拓本，皆稀有古泉精拓。所藏书画，多为书画史上的名公大家。
陈氏藏品在种类之多、数量之巨外，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重三代秦汉之器;其二，重文字之器;其三，重精藏，陈氏的各藏品类别中都不乏国宝级文物;其四，注重考证记载藏品的出土地点、时间、流传经过及形状、特点、尺寸等，并及时精拓，这正是后来考古学的基本规则，表明陈氏将收藏纳入了学术之中，可谓藏有所本，指向鲜明，实非有玩物之心。
陈介祺何以能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聚珍敛宝独占鳌头呢?首先应取决于其对金石文字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并为此而一生痴情不怠。其次是得力于其非凡的鉴古之识和辨伪能力，使其能先人一筹，陶文的发现和收藏，封泥、秦权量诏版的搜集以及毛公鼎等重器的独得，皆可证明。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中开篇即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⑥王献唐、容庚等这些考古与古文字界权威人士都对陈氏的鉴古辨伪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陈氏精鉴别，在当时即成共识，鲍康曾称“当代赏鉴家不得不推簠斋为第一”⑦。陈介祺辨伪的方法与特点强调以经验为主，具体体现在从文字、器形、义理几个方面去辨析。其关于辨伪的言论，皆是他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判断古铜器最基本的方法，为金石界所认同，并一直运用在辨伪的实践中。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在现代考古学及科技中得到佐证，故一直被视为青铜器辨伪的矩騶之言。
陈介祺对青铜器的研究与认识是颇具前瞻性的，如其对青铜器造型、纹饰意蕴与功用多有说解、阐发，应该说是对古人作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现代学者因此才纷纷重视青铜器造型及纹样的研究。再如其能阐幽发微，敏锐地观察到青铜器铭文的不同特征和地域区别，提出了“金文分时代，又分王朝列国”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书体风格的差异现象，并且明确地指出“以王朝为佳”“惟楚书气胜于法”等，可谓洞见要害，开创了以国别研究古文字之先河。青铜器以礼器为主，如果说商人基于原始宗教的狂热和执著，以其富于想象和创造，将祭祀活动所用青铜器皿的制作赋予神圣的意蕴，产生了狞厉之美。而西周礼乐文化则构建了周王朝严格的等级秩序，并充分体现在祭祀作器中，王室作器与诸侯列国自是不同，尊卑分明，规模形制、工艺水平都会体现出等级之别。随着王室作器题铭“篆引”的发生，大篆书体逐渐形成，钟鼎彝器铭文洋溢出无与伦比的典范之美。诸侯作器虽追循王室风范，其规模形制却不敢逾越，铭文亦少，书写风格纵或有自出机杼之作，但总体上说，工整精美程度要逊于王室器铭。而陈氏提出的“楚书气胜于法”，亦为中的之言，楚人据山水之势，桀骜不驯，有“问鼎中原”之异志，其封闭的地域特点和群蛮风习，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征，崇神尚巫，奇谲放逸，曾孕育出《庄子》《离骚》等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和艺术。不安于规矩，任情肆纵是楚人的本性，这也充分反映在书体中。从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楚帛书、简书等遗迹来看，楚文字随意减省笔画，变换字势结构，线条曲长放纵，确是气格充盈，丰神别具，正可谓“气胜于法”。陈氏所处时期尚未有简帛书面世，其能在有限的出土楚器中准确地把握楚文字风格的内在特质，当是颇有识见的。
在金石学史上，声言以传古为己任并付诸实践的，陈介祺为第一人。他抱传古之志，大半生专务于此，在当时绝无仅有。他在金石传拓中精益求精，并注重探寻外地的拓墨经验。他着意物色拓墨高手，与他们不断探讨，反复研究，掌握了拓古器形状与铭文的绝技。陈氏将这些拓法及经验不断地函告各地的金石好友，并将传教拓工的记录加以整理，写成《传古别录》，刊行于世，陈氏之拓墨法因此得以大力推广。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言：“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剖析毫发，无美不臻。”现存于世的金石拓本中，出自陈氏“十钟山房”的究竟有多少?这是无法估量的。自同治初年至陈氏病殁，二十余年间“终岁无不拓之日，且继以夜”⑧，陈氏所藏玺印、陶文皆近万计，钟鼎彝器、镜鉴等亦数量巨多，而都反复传拓，有时每次拓几十份。吴云当时在致潘祖荫书函中即有言：“簠斋乃当代传人。”⑨陈氏给后世留下了约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现多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此为陈氏之雅怀远识。仅此一项，即足令后人感激。
学术界涉及金石学，往往只侧重于铭文考释，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金石学独立的学科体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带来了对金石学界人物成绩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差异。陈介祺是晚清金石学中极为典型的人物，其典型性体现在他的鉴藏与传古实践等方面。没有博洽的学识，则不会有超群的鉴古辨伪之识和慧眼搜罗之富藏，因此陈氏之藏、辨伪、传拓都应作为研究其金石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他最有影响之处，较之在考释等方面的成绩而言对金石学的贡献更大，这是应该给以充分关注的。
二、陈介祺在金石学学术上的贡献
王国维《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论及清朝的学术演变时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后的晚清学术新气象，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传统金石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学科分类日趋精密，石刻、钟鼎彝器、玺印、货币、陶器等都已成独立之势。而以上各类包括了鉴定、断代、形制、铭文、历史等方面，而尤以各载体的文字为研究中心，形成了学术上的自觉与深化。陈介祺适逢其时，其对吉金铜器的鉴定及铭文的研究、古玺印及封泥的集藏与探究、陶文的发现与研究等，都使其成为了先行者或有影响力的人物。
(一)陶文的发现和考释
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刻画符号和文字都是附着在陶器上的，陶器文字虽不成体系，但无疑是早于甲骨文而产生，又绵延于秦汉的重要的文字遗迹。陶文不仅是研究文字的资料，同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对当时官私手工业的研究，可补文献之阙佚。王国维将陶文比作甲骨、彝铭，足见其对陶文价值的推重。在陈介祺之前，人们却对陶文尚未能认识和关注。一直致力于古陶文研究的高明先生，在《古陶文汇编》序中说：“古陶文是继商周时代铜器、玺印、货币、石刻文字之后，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另一分支。此一分支学科的开拓者是山东潍县学者陈介祺。”李学勤先生亦称：“最早鉴定和收藏陶文的是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据我们见到的陈氏手迹，他开始访获陶文在清同治壬申，即1872年。这比甲骨文的鉴定早27年。”⑩陈氏于陶文的鉴定发现，无疑是古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之事。王襄《古陶残器絮语》中称：“有文字之陶现于人间，列入金石学，陈氏为其创者。”
陈介祺于同治十一年(1872)发现陶文，欣喜若狂，尝言：“三代古陶文字不意于祺发之，三代有文字完瓦器不意至祺获之。殆祺好古之诚，有以格今契古，而天实为之耶。”陈氏对片瓦只字皆极珍视，不惜资财大力搜罗，曾言“负贩求之于乡，牧竖求之于野，能使三千年上文字之在瓦砾者裒而传之，此亦归里数十年真积之力，从此齐鲁人人心中知有此事，则古文字所全多矣”。齐鲁百姓始知潍县陈氏收瓦陶，遂俯拾于野，纷沓送至。经簠斋倡导，古陶文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遂有潘祖荫、王懿荣、李山农、王念亭等竞相寻求，各有所获。之后，关中、洛阳、安阳等许多地区都出土了陶文。
陈介祺既是陶文的发现者、收藏者，也是颇有贡献的研究者，曾撰有《陶文释存》(16册，稿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陶器造象化布杂器考释》等书稿，惜未刊行。陈氏对收集的陶文随拓随释，或略作题记，或记明出土地点，还对大部分陶文予以较准确的断代，三代者钤“三代古陶轩”印，两汉者钤“宝康瓠室”印，瓦豆钤“瓦登”印，余皆用“瓦器”印统之，珍重之品加钤“古陶主人”“齐东陶父”“簠斋先秦文字”诸印。陈介祺在陶文研究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指出陶文多用玺印印成。提出“古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其观点甚确。后来，黄质(宾虹)在1930年出版《陶玺文字合证》一书中，通过一些玺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确切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应验了陈氏之观点。二是提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正确的，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顾廷龙在《古陶文录序》一文中对陈氏的观点给予了肯定。另外，他将陶文中的陈氏与齐国的田氏联系起考证历史问题，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同。详可参见拙文《陈介祺与陶文的发现、收藏与研究》。
(二)对以古文字补阙或订正《说文》的认识
在陈介祺、吴大鍶等人之前，古文字研究一直囿于许慎《说文解字》，并奉为圭臬，学者们对《说文》的研究都是注、校、考、证以及释例、句读之类。正如有学者所说：“自宋代考释金文以来，直至清乾嘉时期，不断取得一些成就，一些文字学家或引用来解释《说文》所收之字……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说文》被视为经典，奉为圭臬，所以段、严、桂三家均是就《说文》本身的次序，逐字考证诠释，所引金文也只是用作注解的证明材料，金文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由此可知。但是，这种观念在乾嘉末至道咸之前，也就是说进入晚清之时，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人们不再盲目信奉《说文》，并开始利用出土古文来补充与修正《说文》。
最先认识到应将出土古文字与《说文》联系，认为吉金文字“非许书可比”，可订《说文》之遗漏或讹误者，始于陈介祺。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日致吴云书中云：“金文为许氏之书之祖，又无传刻之失，当补入许书，而不可释者以偏旁附之。”是年十月十四日致鲍康云：“今人论书，必推许氏，然许书已非真本，岂能如钟鼎为古文字庐山真面。当以今世所传金文千余种，合古书帖，编增许书。钟鼎之外，惟古刀币及三代古印耳，是当并补许书中。”陈介祺对《说文》中的“古文”的认识也极有见地，其在比较铜器铭文与《说文》古文后，对所谓的孔壁古文提出了怀疑，认为是周末传写，其云：“许氏之书至宋始著，传写自多失真，所引古文，校之今传周末古器字则相似，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籀书则多不如今之石鼓，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说某为某钟某鼎字，必响莪以前，古器字无乐墨传布，许氏未能足征。”同治末年陈氏即倡议有才力者应作一增补《说文》的《字学统编》，并且对该书的宗旨、体例、次序以及辑录精摹吉金陶玺文附于每一字头下，并附各家之说等都提出了设想，还建议“释不定者阙之，或两存之”，也表达了有志于做这一事业的宏愿：“上窥制作文字之原，下集字学之大备。则传一己而不能久者，传古人而己亦必传矣。乞是正之，并以质之同志君子。倘有能先我早成之者，正不必己出而尚可乐助。”陈氏之想，吴大鍶后来所作的《说文古籀补》已为开端，而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的《说文诂林》及解放后周法高等编纂的《金文诂林》等，这些学术史上的重要典籍，正是当时陈介祺所规划的，其宗旨、体例实创于陈介祺。
(三)对古文字与《尚书》等先秦文献互证的认识
晚清乾嘉以来的朴学家及金石学家们，普遍注重以金石文字校勘古籍文献，树立了扎实的学风。先秦文献中以《尚书》为最古，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金景芳先生曾称《尚书》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然学术界对《尚书》之真伪的观点分歧最大。不仅由于竹简在流传中容易损坏断烂，又因各家传抄容易错乱脱误，还有为了政治需要和学术目的而篡改编造之事，《尚书》流传最为驳杂，出现了今文三家、古文、伪古文等多种错综不一的版本。自清代中叶，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较广泛的考辨研究，陈介祺之前的小学、经学家们，多倾注于以传统的文字及训诂学的方法考辨《尚书》，对先秦金文出土史料，或因尚未多见，没有能够引起关注和利用。而王懿荣根据金文，首先提出《尚书》中“宁王”“宁武”等文中之“宁”，疑为“文”字之误时，陈介祺当即赞同，并作了补充。陈氏于同年十月晦，又在致王懿荣书中指出，《尚书》中“《君奭》之‘宁王’亦皆从‘文’为长”，从而纠正了《尚书》中所谓的“宁”字旧时一直理解为安宁之“宁”的错误。陈氏最先提出“金文之体例句读，亦皆可证《尚书》”的观点，认为“《尚书》至今日无从得确据以定之。其理之至者，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说定之，其文之古者，则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金之文，亦唯《尚书》可以通之”。“金文是补千古秦燔之憾，义理外即推此，吉金皆以字为古，而不知乃古《尚书》真本，文尤足重。《说文》不足征，多见自可通。”陈介祺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认证。吴大鍶即在《字说》《说文古籀补》中运用金文研究《尚书》，孙诒让用甲骨文研究《尚书》，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运用金文、甲骨文研究《尚书》成就巨大，于省吾则有《双剑尚书新证》等力作。冯胜君《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认为，王懿荣、陈介祺等人的“这些成绩和观念，为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提供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这在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等人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同传统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陈氏之识，不仅因其精熟典籍，更取决于其对吉金文字的嗜研。《尚书》这部关于夏商周等最早几代王朝的历史文献汇编，在汉代才根据遗留残简，经过学者们的整理，得以流传下来，即如陈介祺所说：“汉搜残缺传闻，而圣人之言不明，先王之政无据，……蒙是以于三代之文字有深嗜也。”正是具有此类探古寻真的意识，才有不凡之先见。
(四)对古玺印、封泥的认识
陈介祺于同治十三年(1874)最先提出古玺似六国文字的观点，较王国维得以确定时早了半个多世纪(王国维的观点见于《桐乡徐氏印谱序》，作于1926年)，这是具有超前学术眼光的。陈氏对古玺印的认识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认为“之章”“之印”与“印”“章”等这些印文称法有先后之别，亦能符合史实，王献唐给予了肯定。再如其将存世钩印定名“合符”，并认为乃周制，是最古的印式。钩有印文者，《十钟山房印举》著录17枚，有文字玺，有象形玺，陈氏之观点，也为后人所赞同。另外，前人印谱对鼻钮、桥钮、瓦钮多含混不别，陈氏始指出：“鼻钮如鼻孔，瓦钮薄，桥钮到边而中狭。”说明了以上三钮并非同一形制的不同称法，虽然近似，却有分别。王献唐认为陈氏此说“其分析三钮体制最晰”。而陈介祺在印学上的贡献更体现于《十钟山房印举》上，该书在印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收古玺印数量之巨(“癸未本”收印10402方)、品类之全、名印之多、体例之善、钤拓之精皆为空前。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盛赞《印举》的编排体例等，并云：实是陈氏平生的一大事业。
封泥的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自道光初年蜀中出土封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介祺也是最早关注封泥的人物。他最先认识到了封泥的价值及与古玺印的关系，故转得刘喜海最初所得蜀中、关中出土的几十枚封泥，并于咸丰元年(1851)的《簠斋印集》中，收录封泥一百三十余枚，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是最早将封泥与玺印并列，归于印集的一个先例。至光绪初年，《封泥考略》由陈氏谋划成书，其体例的创制、所考内容及学术价值，均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的书籍。而《封泥考略》“皇帝信玺”下云：“此封泥色紫，背有版痕、绳痕，当是以版入中，上以绳缄其口，以泥入绳至版，然后加以封印，外加青囊囊之，两端无缝，以护封泥。如藏玉牒于石检，金绳曜之，石泥封之，印之以玺也。‘中约署’当是束牍之中，而署字以为识也。”说明陈氏等已注意到封泥实物遗迹与史籍所载封检方法的相互印证。可惜未作深考，后来被王国维所补阙。
(五)名物考释
名物考释主要指对出土古器物的名称及功用进行的考辨研究。古器物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古人的某些思想观念、宗教意识、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皆可从中考见或有所反映。因器物的形制随时代而演变，名称也往往因用途、时间和地域而不同。出土器物和《周礼》所载的差别很多，只有一部分间与《礼仪》所载相符合，因此以古籍定器名也很困难。传世古器物，有的自载其名，宋人因以为名，如钟、鼎、鬲、蹀、敦、簠、簋、豆、尊、壶、盉、匜、盘、盂等。有的器无铭文，宋人据其大小差别所定，如爵、觚、觯、角、斝、卣、罍等。乾嘉以后，吉金古器著录研究复兴，对出土之器都要付以其名，如躤、、餒、觥为阮元所定，前三者乃据器载之名，后者并无铭辞所据。阮氏稍后，陈介祺及其金石之友们，对出土各类器物的名义、年代、形制、功用等更加关注，开始了广泛研究与探讨，直至清以后的王国维等，许多古器才得以定论。
陈介祺于古器物、名物方面的考释，除见于专文之外，其主要学术思想尚见于其尺牍、题跋、批注等。他提出“吉金必以经传考定其器与器之用与制与名”的观点，其对古器物名义、形制与功用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陈氏对器物考释的专文，集中于壬申(1872)仲冬定本的《簠斋金文考》一书中，所载文有：西汉孝文帝铜鍪考释、西汉渔阳郡孝文庙铜蹀钯并甑考、汉尚浴府金行烛鎜考、汉桂宫镫考释、汉阳泉使者舍薰炉考释、西汉绥和雁足镫考、汉开封镫考、池阳宫镫考、汉镫考记等。另，“云窗丛刻本”《簠斋金石文考释》除上述各篇外，还收有盂鼎、大丰敦考释，梁启超称此书“考证精彻”。《簠斋藏古目并题记》中载聃敦释说、陈侯因资簋考释、兮甲盘考、齐太公和区考、陈犹区考，姬觉弥在该书序中云：“其聃敦、陈侯敦、齐太公田和区三篇考见古制，如数家珍，为自来谈金石者仅见之作。”手稿本尚有龙姞簋考释、萄鼎考释、齐侯躤考释、器侯驭方鼎考释、区鑛考释、致安君恍考释、邰钟考释、齐馱考释、毛公鼎考释等。陈氏于古器物的考释，爬梳典籍，钩沉索隐，多能独阐要义。如《汉桂宫镫考释》，陈氏根据铜镫上的“前浴”铭文，认为“云‘前浴’者盖帝斋戒沐浴以候神人，而此镫为入浴时前导所用，故曰前浴也”，甚有新见。再如古器中有簋者，宋以来名之为敦，又以敦之侈口无盖而圈足者为彝。至陈氏始悟其失，定彝为敦，其致吴云函中云：“古无彝，尊彝器之重而常者之通名也。”故《簠斋藏器目》中有敦而无彝。至王国维《说彝》证明了陈氏之见甚确。再如陈氏根据齐地灵山卫(在今胶州市)出土的“区”，与鑛等量器联系，阐释齐国田陈氏厚贷薄收笼络人心的惠民之举，并指出《史记》中齐人歌之的“妪”乃“区”之误，这些观点都是很有价值的。陈氏对器物的考释，如雁足镫考、兮甲盘考、齐侯躤考、区鑛考释等，俱以文献典籍阐发器名、形制与功用。虽或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但对后来的考释颇具启示作用。
(六)古文字考释
对于清代的古文字研究，裘锡圭先生曾云：“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在古文字学形成以前，晚清金石学家对古文字研究考释尚处于“开启山林”之时，他们的研究与考释主要依凭于《说文》之学。陈介祺时期，人们对古文字还尚未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科学的认识，也就不能够总结每一时期文字形体的演进现象，发现规律，从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属性出发，全面考虑，并切入到于省吾等后来学者们主张的“以形为主”的古文字考释方法上。
陈氏在当时提出“释古文字多见为第一，考经为第二，证许为第三”的主张。其强调以多见为第一，自当是释古文字的首选途径，多见即能辨得易识之字，即能发现古文字间的最基本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奠定考释古文字的基础，陈氏于古文字的考释与研究也正得益于此。所谓“考经为第二”，是因铜器铭文中的某些词语与传世文献中较古老的典籍相近或相同，可以据文献认识铭文中某些由字形对比不能释出的字，如典籍中习见“眉寿”之语，而知金文“芣寿”之“芣”即“眉”字，等等。这种以文句推测考释古文字的做法，是陈氏等清代金石学家考释古文字的主要方法，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把这种方法称为“推勘法”。虽然以此为基本考释出发点的方法有不少缺陷，但对长于古文献典籍，并急于以古文字考经的清人来说，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所谓的“证许为第三”，即表明不再轻信于《说文》。在当时人们考释古文字虽然都借助于许慎《说文解字》，但《说文》所附古文字形极为有限，况历经传写已失真面，陈介祺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言：“释三代古器物铭以多见吉金文字为主，今日虽舍许书无从识古文字，然校古真器究隔一层。”以上都是当时甚为可贵的发凡之论。陈氏于古文字考释反对主观臆断，主张“考据以简切为主，以案而不断为正”，“有据者断之，无据者则桂氏《说文义证》案而不断之例为至是。不可徒博，愈引愈远而愈无当也”。这亦是极有见地并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
陈氏古文字考释的著述，主要见于自藏或各家所藏“金文册释”，如《潍县陈介祺金文拓本释》《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刘氏(刘喜海)金文册目释》《潍县陈氏宝簠斋藏日照许氏、东武李氏、利津李氏集金文册目释》等。还见于《簠斋陶文释存》《陈簠斋释刀拓本》《周毛公鼎释文》《盂鼎释文》《大丰簋释文》等各篇考释中。另外，书札、批注中也都有所涉及，然刊行者甚少。陈氏在当时为古文字考释的能手，深得金石之友的称道。鲍康尝云：“寿卿释文时有新解。”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吴大鍶《说文古籀补》这两部当时的古文字学力作，都采用了部分陈氏之说。丁麟年(芾臣)《林馆吉金图识》中亦多引陈氏之说。鲍康《观古阁丛稿》《续丛稿》及《丛稿三编》中皆举证了陈氏在古钱币文字中的许多释例。
以现在的古文字学术水平去衡量陈氏的这些古文字考释，未免觉得不甚值得称道，但在古文字研究尚处于发端之时，其筚路蓝缕之功实应给予肯定。而陈氏的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金文中有的在称颂文王、武王时，则于“文”“武”左缀“王”旁，作“玟”“珷”，众皆识为从“玉”，而独陈氏指出此字从“王”，为文王、武王的专用字，甚为精辟，为容庚等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再如其将“”释为“锡”，而时过近百年之后，为郭沫若先生所认证，而今天人们多以此字作为古文字演变简化(截取性简化)中的佳例。另如毛公鼎铭文中有“马四匹，攸勒，金(钩)，金(膺)”，隶定为“”字者，毛公鼎写作“”，现在通行的古文字专著中，此字有的阙疑未释，也有的将其释为“”。陈介祺在《周毛公鼎铭释文》中释为“钩”，而陈介祺对此字的断识，直到今天才得以认证。以此可窥，陈氏考释古文字确有不凡之处。
三、陈介祺的书法
陈介祺生活的年代，正处在碑学理论建立的时期，金石学与书法在当时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陈介祺的书学思想又直接产生于金石学中，并具有典型性。陈介祺晚年痴笃于古文字，其强烈的崇古思想将古文字赋予了神圣的涵义，视为圣人之遗法，承载着“义理”的意蕴，闪耀着艺术的光环，并心追手摹，乐此不疲。陈氏的书学观点与印学观点皆由此而生发，成为倡导溯本求源、捍卫古法的最激进同时又是最保守的人物。所谓激进，是因其紧追阮元、包世臣碑学思想，激赏于北碑;所谓保守，又因其论书突出一个“古”字，认为古即有法即有力，时代愈晚法愈逊，所以其力倡于先秦吉金铭文中求作书之法。关于陈氏的书学、印学思想可参见拙著《簠斋研究》，在此仅对其书法作一简略介绍与探讨。
陈介祺的书法严谨端庄，饶有神彩，从其手稿本《伟堂笔记》及致“翊思二弟”等戚友的书札中即可见其功底不凡，其小字既有颜、欧笔意，又具赵、董遗韵。陈介祺幼即受教于其父，但从其父对其书法的影响和当时上层社会子弟的学书背景等因素，并结合最近发现的陈氏三十岁左右的多件手迹而综合分析，陈介祺学书当从唐楷入手，尤以颜书为主。陈氏曾孙陈育丞亦记：“簠斋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陈氏34岁时，曾在其金石好友何绍基所藏《张黑女墓志》孤本上作跋，从仅有的两行小楷手迹来看，陈氏此时之小字古雅清劲，绝无流俗呆板之态，颇能见颜书遗意。连当时精擅书法的何绍基也很赏识其书札小字，并求其为书册页，曾致书陈介祺云：“日来冗甚，雅扇尚未得书，而每诵来札，笔翰精丽，非基所能。奉上册页一开，便乞细字。”而陈介祺至40岁时所作《毛公鼎释文》小楷更加峭拔，与时人卓尔不群，可窥见魏碑体之遗意，其中的不少字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的字形及笔画特征，说明陈氏此时早已临习与究心北碑。陈介祺中年时期的书法除手札外，发现的甚少，或此一时期其以书法应酬的情况并不多，故少有卷轴之作。陈氏辞官返里前与何绍基等人来往频繁，中年以后的行书及稿札小字行草书，与何绍基书法风格颇为相近，对陈氏书法影响最关键的人物即为何绍基(详可参见拙著《簠斋研究》116—117页)。陈介祺接近何氏书法风格的行草书，以50至60岁居多，书翰通问，亦多以小字行草为主。与何氏书法相比，陈氏之书较规矩一些，没有何字那么多的欹侧之态和抖动之笔。这与两人执笔方法不同有关，何氏以违反常人习惯的回腕执笔法，求篆籀之气，风格生拙苍劲。陈氏执笔以指死腕活为要，笔锋直起直落，力追古法，潇散古雅。虽然两人书法收放张弛有别，但都充溢着颜书的意韵。
陈介祺书法留传于世的大多是其晚年(60岁以后)的作品，主要以对联为主，兼有条幅、中堂等，另外有大量的书札、题跋。从风格上来说，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在传统书法中融入个性的行书作品，大字作品如《赠莲舫三兄轴》《赠中孚三兄“淮南彭泽”七言联》《赠厘卿五弟“才子诗家”七言联》。这类作品，以颜书笔意为主调，又吸取了北碑骨胜的特质，笔力雄健，气完神足。而陈氏的小字手札、题跋书法，笔精意足，潇散自然，甚有书卷气息。尤以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书札》九册本中致徐会沣(东甫)的几十通稿札为代表。当时的金石好友吴云曾称其题跋小字云：“附来金石各种墨拓，莫不精妙绝伦，边题皆蝇头细字，无一懈笔，具征目力之佳、腕力之健，良由神明完足、气态充盈。”实为中肯之言。本人近年来在不断地接触簠斋稿札中，对其这类书法有了新的感悟与认识，认为陈氏晚年的书札小字，无论在笔力之精劲上，还是在内在意趣上，皆可谓超拔于世，可比侪甚至凌越于同时期的何绍基、赵之谦等。可惜今人多不得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
另一类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兼取钟鼎大篆、汉镜铭文、隶书，形成了糅合篆、隶、楷诸体笔意而自成一家的面貌，有称之为“金石体”者，如《赠景周一兄“细改小留”七言联》《赠厘卿五弟“安乐功名”七言联》《敬宽书屋联钞》手稿小字。陈氏此种书体的形成原因：其一，取决于其“取法乎上，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的书学思想，其在“愈晚法愈逊”的观点和崇古思想的作用下，楷中求隶，又溯追钟鼎，直欲探寻古法。其曾云：“昔年亦喜宗帖，今则不及碑矣。碑昔好博，今则不如古矣”。其所指的“古”，即是三代及秦汉文字之器。陈氏晚年好古弥痴，忘情于古陶文、铜器铭文中，心追手摹，并视为“缘福”，故笔下生化出古文字的某些构形及笔意。其二，与隶定古文字字形所需或有意识地追求字源及文字构意有关。由于当时许多古文字不能确认，在进行钟鼎款识铭文考释及与金石之友书函交流探讨中，只有依形隶定之。陈氏做了大量的铜器款识铭文考释以及陶文释、古钱币释文等，皆需隶定古文字形，长此以往，形成了以楷书笔法写古文字字形的习惯，而为追求文字原本的构意也有意以隶定字形的方法来书写。其三，也有其在书法创新上的追求。作为在碑学前沿上的探索者，陈氏既不能满足于依样画形摹写金文，又有其保守的一面，不能容忍摆脱“须有所本”的崇古思想而生发出没有本源的新奇之样。其书法处于此种两难境地，故他的书法创新是对楷、隶及金文等不同书体质素及“材料”的参融与糅合。这类字在陈介祺晚年的手札及书联等作品中皆为大宗。簠斋的这类书法，字形独特，个性强烈，在晚清以及古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其广取各体，法中求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为求篆隶笔法，而将某些篆隶字形或截取字形的某一部分杂入到楷书中，造成作品中字形体势反差极大，似难于协调。对于陈介祺的这种糅合书体，有学者认为：“用笔取六朝，转折师汉隶，结构参金文，因而面目奇特，风格独树，惟其转益多方，少于提炼，故不免有驳杂不精之病。”虽然说到了要害之处，但是忽略了其形成的背景与个性化需求。簠斋的糅合书体，由于篆隶字形的杂入，加之用笔力求古法，笔笔精劲，金石气十足，体现了陈氏极强的笔下功夫。对于陈氏的临摹之功，其金石之友翁大年跋《精拓毛公鼎》云：“曾见陈寿卿太史临此鼎铭至数十过后，字之大小丝毫不易，而位置不稍变，且铁笔而易以毛锥已为难事，安得如是之自然合度耶?总之金石文家能窥见古人用笔之所在乃能摹拟酷肖，不然无当也。”而陈介祺正是以清刚、浑朴的篆隶古法用笔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其在书法上的探索与实践，足以给我们以启示，其意义与价值在晚清书法史的研究中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余论
近年来随着陈介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在金石学鉴藏及学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陈介祺是拓宽金石学领域的先驱，也是打开现代美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之门的先导者。而在当今收藏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看重于陈介祺，故尔出自簠斋之门的金石拓本或墨迹在艺术品拍卖会上颇受追捧，成交价不断攀升。陈介祺的晚年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其倾注了大量精力关心朝政，并不断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寄与金石之友与朝中友人或政要。其连丧元妻长子，可以在短痛中振作，而几十年唯一不能释怀的是国祚不昌，且在目睹时艰中忧心日增，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在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另外，陈介祺作为一个极具传统思想的学者，以探究古代文明为己任，其对古代文物及文字遗迹的笃好之心和虔诚追索，在大力倡导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当下，我们应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注释：
①朱剑心《金石学》第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陈介祺有此一方朱文印。
④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
⑥载《金陵学报》第三卷第二期。
⑦鲍康《鲍臆园丈手札》，清刻滂喜斋丛书本。
⑧陈介祺光绪元年十二月四日致潘祖荫书，《簠斋尺牍》(十二册本)，商务印书馆1919年涵芬楼影印本。
⑨吴云致潘祖荫书，《两罍轩尺牍》第52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
⑩李学勤《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载《齐鲁学刊》1982年第5期。
光绪三年八月廿四日致吴大鍶，《簠斋尺牍》(五册本，致吴大澂)，民国时涵芬楼影印本。
光绪三年八月廿五日致吴大鍶，见《簠斋尺牍》(五册本)。
陈氏家藏手稿。
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吴大澂，见《簠斋尺牍》(五册本)。
《印学研究》第二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赵诚《晚清的金文研究》，《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24～825页，1999年。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日致吴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致鲍康，《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陈介祺《〈说文古籀补〉叙》。
同治十三年二月廿日致吴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同治十三年十月致王懿荣，《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荫，《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致吴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冯胜君《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第27页，齐鲁书社2006年版。
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致王懿荣，《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王献唐《五镫精舍印话》第127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光绪版)陈介祺批注。
王献唐《五镫精舍印话》第55页。
参见王国维《说觥》，《观堂集林》卷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8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致吴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裘锡圭《文史丛稿》第145～14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四日致王懿荣，《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陈介祺批《续泉说》，《观古阁丛刻九种》第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陈介祺批《续泉说》，《观古阁丛刻九种》第142页。
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四日致王懿荣，《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观古阁丛稿三编》，《观古阁丛刻九种》第373页。
见郭獄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
见吴振武《戒鼎补释》，《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
陈育丞《簠斋轶事》，《文物》1964年第4期。
湖南省博物馆藏何绍基致陈介祺书札一通，不全，无年月。王贞华《金石之交翰墨情——何绍基致陈介祺信札考》，附图版，见2010年12月1日《书法导报》。从内容推断，何绍基此札当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时陈介祺三十余岁。
吴云《两罍轩尺牍》第761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四日致吴云。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第2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原拓剪裱稿本，吉林省图书馆藏。
